再訪夏都遺址
□賀新花
□賀新花
更新時間：2024/5/24 11:19:34 來源：焦作晚報
經典山陽
3月下旬，當我還穿梭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時候，愛人在微信上發來一張截圖，是洛陽市偃師區的景點介紹。我知道，愛人開始安排清明小長假的行程了。我瀏覽了一下，第一個景點就吸引了我——偃師黃金大草原，接下來是玄奘故里景區，還有曹丕墓等。我立馬回了一句：“不錯呀，去吧！”
當時，我已經連看了幾天的高樓大廈，眼前突然出現了大草原的幻覺。我忘不了在呼倫貝爾大草原看到的“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麗情景，那種“天蒼蒼，野茫茫”的遼闊頓時占了上風。
一
從上海回來，我突然想到，現在是春天，雖然草木萌芽、生機勃發，可是距離郁郁蔥蔥還遠著呢，哪里有草，哪里有大草原？愛人也笑了，說：“草原是秋天的事，現在只能去二里頭夏都遺址，還有玄奘故里景區了。”草原是泡湯了，可是偃師的景點依然強烈吸引著我，尤其是二里頭夏都遺址，那可是中華民族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的都城，歷史文化旅游對我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第一次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時候，我笑自己孤陋寡聞，竟然不知道這里有個夏都遺址。當時帶著孩子，不能細細品味，我和愛人還沒有離開就約定擇機再來。相隔一年第二次來到這里的時候，在博物館二樓，我們偶遇了農民講解員郭振亞。
郭振亞的講解很專業，細問之后得知，他已在二里頭夏都遺址泡了近50年，曾經跟隨考古專家許宏教授做客央視，講解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故事。
郭振亞出生于1951年，是偃師區翟鎮鎮圪當頭村人。這個圪當頭村，與二里頭村同在夏都遺址范圍內。郭振亞22歲的時候，無意中用鋤頭發掘出了二里頭遺址首件青銅禮器，并主動上交了國家。當地文物部門獎勵他1.5元，這在當時相當于一個男勞力三天的工分。
今年73歲的郭振亞精神矍鑠、十分健談。他說，正是從那時起，他開始關注考古，熱心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當起了義務講解員，并與來二里頭遺址工作的眾多考古專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認識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不少專家，并且作為一名農民嘉賓受邀做客央視的《讀書》欄目，講解二里頭夏都遺址。經過幾十年的講解，他自己也成了專家。通過這位土專家，我了解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發現過程，重新認識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發現者——徐旭生。
二
徐旭生發現二里頭夏都遺址的過程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對我國歷史特別是上古史嘔心瀝血的研究。就像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被蘋果砸中的人何止萬千，而能夠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源自于一個善于觀察、勤于思考、敢于發現的大腦。
徐旭生發現夏都遺址，完全是他苦苦尋找的結果。
考古的過程，也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充滿艱辛，也充滿驚喜。記得自己當年高考時，最感興趣的專業就是考古，冥冥之中有過報考北大考古專業的想法，不是藝高人膽大，是無知造就狂妄。當時還想著，此生我將我身獻給考古事業，風餐露宿、荒野露行，是何等的豪邁！可惜，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陰差陽錯讀了中文系，今生與考古無緣。但是我對考古依然十分癡迷和熱愛。同樣是學文科、畢業于中文系的愛人，對歷史文化的癡迷程度不亞于我。
歷史發展的道路困難曲折，發現歷史的過程同樣困難曲折。
曾經，夏王朝是否真實存在遭受質疑。
我國的考古事業起步較晚，到了近現代時期，隨著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被發現，接著是鄭州、商丘、洛陽等地遺址相繼被發現，可這些都是商城遺址，在這些已經發現的遺址和文物中，始終沒有找到夏王朝存在的直接和關鍵證據。
因為沒有考古發現，夏王朝的存在遭到質疑。難道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是虛構的嗎？其真的像外界傳言所說是不存在的嗎？
不，它確確實實存在。如何證明它的存在？這要感謝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司馬遷。
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清清楚楚記載了夏王朝的歷史延續：“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
但是，因為《史記》成書之時距夏王朝已過去一兩千年，其可信度被懷疑。這種思潮甚囂塵上，甚至被國際社會所詬病，不僅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王朝遭受質疑，我們的華夏五千年文明史也遭受質疑。甚至出現一種說法，中華文明是西來的，本土并沒有中華文明，而仰韶文化、甲骨文、殷墟等的發現，有力回擊了中華文明西來的說法，向世界宣布我國是有自己的考古發現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啟動了中國文化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會聚了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測年技術學等領域100多名科學家進行聯合攻關，在這批科學家中，徐旭生名列其中。
三
徐旭生出生于1888年，河南南陽唐河縣人。他的父親是晚清秀才，當過私塾先生，加上家里有藏書，這些為聰慧好學的徐旭生的童年提供了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化基礎，以致后來他上新式學堂、遠赴西歐、留學法國攻讀哲學，歸國后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長、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等職務，是新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教育家。
徐旭生的歷史學、考古學著作有很多，翻譯著作也有，可是我最感興趣的是他的《徐旭生西游日記》。這本書的誕生，還牽扯出一段舊中國的屈辱史。
往前推不到100年，1926年末，瑞典組織瑞典、德國、丹麥三個國家的科學家組成一個大型遠征隊，準備到我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考察，北洋軍閥政府與其簽訂的不平等協議中不準中國科學家參加，而且采集到的歷史文物全部運到國外進行研究。
這件事引起全國輿論大嘩，北京的幾個學術團體發表宣言，表示強烈抗議。經過艱難交涉，最后促成新的協議，中外科學家各占一半，采集到的歷史文物留在中國。當時我國的考古學剛剛誕生，處于起步階段。中方科學家徐旭生辭去北京大學教務長、哲學系主任職務，任中方團長，帶隊參加。這個考察團的組成，結束了從19世紀末以來，我國珍貴文物被外國人隨意掠奪而流落海外的歷史。
這件事讓我想到我國的考古事業走過了怎樣艱難的歷程，想到我國考古前輩跋涉過了怎樣艱辛的路程。
四
為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59年4月，年逾七旬的徐旭生帶隊，不遠千里從北京出發，來到豫西，來到傳說中夏王朝的領地，有針對性地調查夏都遺址。
經過一個半月時間的走訪，有了包括二里頭遺址在內的幾個重大發現，并且憑借他對夏、商、周多年的研究功底，根據二里頭遺址的建筑規模和出土的文物，大膽提出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推測。徐旭生返京后，寫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徐旭生的這個發現和推測讓考古學家興奮，成為可能接近證實夏朝存在的突破口，這一推測也決定了此后幾十年夏文華的探索方向。
徐旭生的考察成果讓我們腳下的二里頭村成了考古史上的名村，二里頭夏都遺址的問世，解決了夏、商、周斷代問題，使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成為一個完整的鏈條。
同年秋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隊就進駐了二里頭村，開始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此后的60余年里，二里頭遺址的田野發掘工作持續不斷。首任隊長趙芝荃、第二任隊長鄭光、第三任隊長許宏，以及數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繼在這里接力，揭開了二里頭遺址的廬山真面目。
60多年的考古發掘，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二里頭遺址，被撥去了層層迷霧，露出了真實的面容。考古界確定了二里頭遺址就是夏王朝的都城遺址，驗證了徐旭生的大膽推測，將二里頭遺址正式定名為二里頭夏都遺址，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一致認可。
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公園，有大型宮殿區、祭祀區、青銅器作坊區、綠松石器作坊區、排水道、城墻、墓葬區等遺址。在二里頭遺址博物館，擺放著石器、陶器、銅器、玉器、骨器、蚌器、綠松石器等出土文物。
這些遺址和文物，告訴我們夏王朝的先民曾經在這里生活。看著這些文物，我隱約看到了夏王朝先民的日常。他們的工具很笨拙，但我看到一件用骨頭制作的箭頭，白中發黃，式樣十分精致小巧，打磨得很鋒利，不知是征伐的兵器，還是打獵的工具。
對于夏王朝，我印象中最為深刻的是夏歷的推行使用。我國是一個農耕大國，早在夏王朝時期，人們對日、月、星辰已經開始觀察，發明了夏歷，并使用到農業生產、人們的生活中。可見，那時候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經相當高了。
我和愛人行走在二里頭夏都遺址文化公園，看著土夯墻圍成的夏都宮殿遺址，仿佛循著了歷史的脈絡，走進了古老文明的國度，看見了夏王朝迎風招展的旗幟，聽到了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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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已經連看了幾天的高樓大廈，眼前突然出現了大草原的幻覺。我忘不了在呼倫貝爾大草原看到的“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麗情景，那種“天蒼蒼，野茫茫”的遼闊頓時占了上風。
一
從上海回來，我突然想到，現在是春天，雖然草木萌芽、生機勃發，可是距離郁郁蔥蔥還遠著呢，哪里有草，哪里有大草原？愛人也笑了，說：“草原是秋天的事，現在只能去二里頭夏都遺址，還有玄奘故里景區了。”草原是泡湯了，可是偃師的景點依然強烈吸引著我，尤其是二里頭夏都遺址，那可是中華民族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的都城，歷史文化旅游對我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第一次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時候，我笑自己孤陋寡聞，竟然不知道這里有個夏都遺址。當時帶著孩子，不能細細品味，我和愛人還沒有離開就約定擇機再來。相隔一年第二次來到這里的時候，在博物館二樓，我們偶遇了農民講解員郭振亞。
郭振亞的講解很專業，細問之后得知，他已在二里頭夏都遺址泡了近50年，曾經跟隨考古專家許宏教授做客央視，講解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故事。
郭振亞出生于1951年，是偃師區翟鎮鎮圪當頭村人。這個圪當頭村，與二里頭村同在夏都遺址范圍內。郭振亞22歲的時候，無意中用鋤頭發掘出了二里頭遺址首件青銅禮器，并主動上交了國家。當地文物部門獎勵他1.5元，這在當時相當于一個男勞力三天的工分。
今年73歲的郭振亞精神矍鑠、十分健談。他說，正是從那時起，他開始關注考古，熱心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當起了義務講解員，并與來二里頭遺址工作的眾多考古專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認識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不少專家，并且作為一名農民嘉賓受邀做客央視的《讀書》欄目，講解二里頭夏都遺址。經過幾十年的講解，他自己也成了專家。通過這位土專家，我了解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發現過程，重新認識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發現者——徐旭生。
二
徐旭生發現二里頭夏都遺址的過程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對我國歷史特別是上古史嘔心瀝血的研究。就像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被蘋果砸中的人何止萬千，而能夠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源自于一個善于觀察、勤于思考、敢于發現的大腦。
徐旭生發現夏都遺址，完全是他苦苦尋找的結果。
考古的過程，也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充滿艱辛，也充滿驚喜。記得自己當年高考時，最感興趣的專業就是考古，冥冥之中有過報考北大考古專業的想法，不是藝高人膽大，是無知造就狂妄。當時還想著，此生我將我身獻給考古事業，風餐露宿、荒野露行，是何等的豪邁！可惜，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陰差陽錯讀了中文系，今生與考古無緣。但是我對考古依然十分癡迷和熱愛。同樣是學文科、畢業于中文系的愛人，對歷史文化的癡迷程度不亞于我。
歷史發展的道路困難曲折，發現歷史的過程同樣困難曲折。
曾經，夏王朝是否真實存在遭受質疑。
我國的考古事業起步較晚，到了近現代時期，隨著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被發現，接著是鄭州、商丘、洛陽等地遺址相繼被發現，可這些都是商城遺址，在這些已經發現的遺址和文物中，始終沒有找到夏王朝存在的直接和關鍵證據。
因為沒有考古發現，夏王朝的存在遭到質疑。難道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是虛構的嗎？其真的像外界傳言所說是不存在的嗎？
不，它確確實實存在。如何證明它的存在？這要感謝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司馬遷。
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清清楚楚記載了夏王朝的歷史延續：“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
但是，因為《史記》成書之時距夏王朝已過去一兩千年，其可信度被懷疑。這種思潮甚囂塵上，甚至被國際社會所詬病，不僅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王朝遭受質疑，我們的華夏五千年文明史也遭受質疑。甚至出現一種說法，中華文明是西來的，本土并沒有中華文明，而仰韶文化、甲骨文、殷墟等的發現，有力回擊了中華文明西來的說法，向世界宣布我國是有自己的考古發現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啟動了中國文化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會聚了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測年技術學等領域100多名科學家進行聯合攻關，在這批科學家中，徐旭生名列其中。
三
徐旭生出生于1888年，河南南陽唐河縣人。他的父親是晚清秀才，當過私塾先生，加上家里有藏書，這些為聰慧好學的徐旭生的童年提供了良好的中國古典文化基礎，以致后來他上新式學堂、遠赴西歐、留學法國攻讀哲學，歸國后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長、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等職務，是新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教育家。
徐旭生的歷史學、考古學著作有很多，翻譯著作也有，可是我最感興趣的是他的《徐旭生西游日記》。這本書的誕生，還牽扯出一段舊中國的屈辱史。
往前推不到100年，1926年末，瑞典組織瑞典、德國、丹麥三個國家的科學家組成一個大型遠征隊，準備到我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考察，北洋軍閥政府與其簽訂的不平等協議中不準中國科學家參加，而且采集到的歷史文物全部運到國外進行研究。
這件事引起全國輿論大嘩，北京的幾個學術團體發表宣言，表示強烈抗議。經過艱難交涉，最后促成新的協議，中外科學家各占一半，采集到的歷史文物留在中國。當時我國的考古學剛剛誕生，處于起步階段。中方科學家徐旭生辭去北京大學教務長、哲學系主任職務，任中方團長，帶隊參加。這個考察團的組成，結束了從19世紀末以來，我國珍貴文物被外國人隨意掠奪而流落海外的歷史。
這件事讓我想到我國的考古事業走過了怎樣艱難的歷程，想到我國考古前輩跋涉過了怎樣艱辛的路程。
四
為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59年4月，年逾七旬的徐旭生帶隊，不遠千里從北京出發，來到豫西，來到傳說中夏王朝的領地，有針對性地調查夏都遺址。
經過一個半月時間的走訪，有了包括二里頭遺址在內的幾個重大發現，并且憑借他對夏、商、周多年的研究功底，根據二里頭遺址的建筑規模和出土的文物，大膽提出了“二里頭夏都遺址”的推測。徐旭生返京后，寫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徐旭生的這個發現和推測讓考古學家興奮，成為可能接近證實夏朝存在的突破口，這一推測也決定了此后幾十年夏文華的探索方向。
徐旭生的考察成果讓我們腳下的二里頭村成了考古史上的名村，二里頭夏都遺址的問世，解決了夏、商、周斷代問題，使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成為一個完整的鏈條。
同年秋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隊就進駐了二里頭村，開始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此后的60余年里，二里頭遺址的田野發掘工作持續不斷。首任隊長趙芝荃、第二任隊長鄭光、第三任隊長許宏，以及數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繼在這里接力，揭開了二里頭遺址的廬山真面目。
60多年的考古發掘，是一個抽絲剝繭的過程，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二里頭遺址，被撥去了層層迷霧，露出了真實的面容。考古界確定了二里頭遺址就是夏王朝的都城遺址，驗證了徐旭生的大膽推測，將二里頭遺址正式定名為二里頭夏都遺址，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一致認可。
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公園，有大型宮殿區、祭祀區、青銅器作坊區、綠松石器作坊區、排水道、城墻、墓葬區等遺址。在二里頭遺址博物館，擺放著石器、陶器、銅器、玉器、骨器、蚌器、綠松石器等出土文物。
這些遺址和文物，告訴我們夏王朝的先民曾經在這里生活。看著這些文物，我隱約看到了夏王朝先民的日常。他們的工具很笨拙，但我看到一件用骨頭制作的箭頭，白中發黃，式樣十分精致小巧，打磨得很鋒利，不知是征伐的兵器，還是打獵的工具。
對于夏王朝，我印象中最為深刻的是夏歷的推行使用。我國是一個農耕大國，早在夏王朝時期，人們對日、月、星辰已經開始觀察，發明了夏歷，并使用到農業生產、人們的生活中。可見，那時候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經相當高了。
我和愛人行走在二里頭夏都遺址文化公園，看著土夯墻圍成的夏都宮殿遺址，仿佛循著了歷史的脈絡，走進了古老文明的國度，看見了夏王朝迎風招展的旗幟，聽到了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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