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傳統法律文化的核心價值及獨特智慧
張玉暉
張玉暉
更新時間：2025/12/11 10:00:55 來源：焦作日報
新聞專題制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法系源遠流長，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作為中華法系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區域，河南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承載著悠久的歷史積淀，展現出獨特的法律文化價值。
德法共治的基層治理模式
德法共治是河南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價值體現。該模式將儒家倫理教化與法律原則、規范相融合，呈現出禮法共治、“情理法相交融”的中原治理智慧；在基層治理模式中，主要體現為“官—吏—民”的協同治理模式、司法場域中的情理法平衡等方面。
“官吏民”的三維協同治理結構。河南在傳統社會治理中構建了官府主導、鄉紳中介、民眾自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主要表現為，州縣官員通過“申明亭”“旌善亭”公示律法與道德楷模。比如，開封府“孝義榜”，實現法律普及與道德示范的雙重功能；豫西地區推行“鄉約”，規定鄉紳須參與每月道德評議，即“月旦評”，且對于輕微糾紛應先行調解，最終僅10%～15%案件進入官府訴訟程序；洛陽出土的唐代墓志銘顯示，民間廣泛訂立“族規”“家訓”，將“睦族”“孝悌”等倫理義務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
司法場域中的情理法平衡。河南地區司法場域中的情理法平衡主要體現在“天理—國法—人情”裁判邏輯，以及“贖刑”制度中的倫理考量等。比如，清代河南巡撫田文鏡編纂的《州縣事宜》規定，基層審判需“體察民情，參酌天理”；安陽出土的殷商甲骨文顯示，對“不孝”等違背倫理的犯罪，允許以“悔過書”“修橋補路”等道德補償替代肉刑，這一傳統延續至明清；南陽內鄉縣衙懸掛“天理國法人情”橫匾，要求官員審案須順天理、遵國法、合人情。
息訟調解的多元解紛智慧
河南地區的息訟調解智慧以“禮法合治、情理交融”為核心，構建了多主體協同、多層次制度保障的創新性解紛體系。這種智慧既體現了對“無訟”理想的追求，又通過靈活的策略與制度設計實現社會矛盾的實質性化解。
多元共治的調解協同機制。河南形成了官方與民間調解相互配合的機制，涵蓋宗族、里甲與循吏等主體。比如，元代河南推行“社長調解”，《通制條格》規定田宅、婚姻等糾紛由社長“以理喻解”，成為基層調解法律化的早期形態。明清時期，“申明亭”制度在河南廣泛實施，通過公示惡行、調解糾紛實現調解息訟。雍正年間，河南通過宗族介入案件，以道德訓誡替代死刑，成功化解了“以下犯上”的倫理危機。
調解制度的創新與實踐。該方法主要體現在通過教化、拖延等方式讓百姓息訟罷訪。其中，教化包括感化教育、空間符號的潛移默化等。例如，南陽內鄉縣衙以漆黑大門、獸首門環營造司法威嚴，又以“琴治堂”象征道德感化，形成“威德并濟”的空間治理語言。蘇東坡“畫扇償債”的智慧與河南司法文化中通過解決經濟根源問題徹底消除糾紛的方法不謀而合，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
以民為本的人文關懷精神
河南法律傳統貫穿深厚的人文關懷，其核心是以民為本，融合儒、道、法多家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人本法律文化。
社會治理中的民本表達。河南社會治理中的民本表達主要體現在德法共治的治理模式、生態治理的民生關懷，以及經濟領域的契約精神等。比如，蘇軾在河南任職期間倡導“以民為本、因法便民”，其在處理政務和司法案件時，始終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注重法律的公平公正，同時也考慮法律實施是否能夠真正惠及百姓。另外，中原治水文化也蘊含深刻的人文精神。比如，賈魯河治理工程中“以工代賑”的實踐，既解決水患又保障了災民生計。明清晉豫商幫制定的行會規約，將誠信義務轉化為行業規范，成為近代商法本土化的重要源頭。
各家學派中的民本思想。發軔于河南地區的儒家思想，是民本思想的核心支柱。孔子提出的“仁者愛人”理念，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倫理準則，成為中原地區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基礎。道家思想強調“道法自然”，主張順應人性與自然規律。莊子提出的“逍遙游”理念，倡導尊重個體生命自由，反對過度干預。此外，洛陽地區出土的漢代畫像磚中常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場景，反映了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韓非子雖強調嚴刑峻法，但其思想內核仍具人本色彩，特別是商鞅變法中“制民之產”的政策，旨在通過土地分配保障民生。
公平正義的司法理念追求
河南傳統法律文化始終將公平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這一理念融入了司法實踐與思想觀念。
公平正義的司法實踐。河南歷史上涌現眾多秉公執法的官員，塑造了鮮明的法官文化與衙署文化。例如，漢代南陽廷尉張釋之，以公正執法著稱，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斷案事跡體現了古代司法官對公正司法的追求。又如，河南以包拯為符號的“清官文化”，塑造了司法公正的民間認同，以其鐵面無私、執法公正、不畏權貴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公正司法的典范。包拯任開封府尹期間，創立“牌司”分案制度，允許民眾直接申訴，其“清心為治本”的廉政理念通過戲曲文學廣為傳播，成為民間的正義符號。
公平正義的思想觀念。河南思想文化蘊含豐富的公正觀念，比如儒家的仁政學說、法家的“刑無等級”原則，以及道家的“天道均平”思想等。孔子周游列國時在衛（今河南濮陽）、宋（今河南商丘）等地傳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孟子在梁（今河南開封）提出“民為貴”的民本主張。東漢洛陽太學成為經學中心，鄭玄等學者注疏經典時強化了“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出身衛國（今河南濮陽）的商鞅，雖在秦國變法，但其“法不阿貴”的思想卻源于中原法制傳統。
作為中華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傳統法律文化不僅在歷史上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治理智慧，也為當代法治建設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法律文化資源。這些文化融合天理、國法、人情的思想理念，以及多元協同、情理兼顧的實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深入挖掘河南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有益成分，有助于堅定文化自信、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歷史智慧和河南經驗。
（作者單位：中共焦作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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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法系源遠流長，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作為中華法系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區域，河南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承載著悠久的歷史積淀，展現出獨特的法律文化價值。
德法共治的基層治理模式
德法共治是河南傳統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價值體現。該模式將儒家倫理教化與法律原則、規范相融合，呈現出禮法共治、“情理法相交融”的中原治理智慧；在基層治理模式中，主要體現為“官—吏—民”的協同治理模式、司法場域中的情理法平衡等方面。
“官吏民”的三維協同治理結構。河南在傳統社會治理中構建了官府主導、鄉紳中介、民眾自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主要表現為，州縣官員通過“申明亭”“旌善亭”公示律法與道德楷模。比如，開封府“孝義榜”，實現法律普及與道德示范的雙重功能；豫西地區推行“鄉約”，規定鄉紳須參與每月道德評議，即“月旦評”，且對于輕微糾紛應先行調解，最終僅10%～15%案件進入官府訴訟程序；洛陽出土的唐代墓志銘顯示，民間廣泛訂立“族規”“家訓”，將“睦族”“孝悌”等倫理義務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
司法場域中的情理法平衡。河南地區司法場域中的情理法平衡主要體現在“天理—國法—人情”裁判邏輯，以及“贖刑”制度中的倫理考量等。比如，清代河南巡撫田文鏡編纂的《州縣事宜》規定，基層審判需“體察民情，參酌天理”；安陽出土的殷商甲骨文顯示，對“不孝”等違背倫理的犯罪，允許以“悔過書”“修橋補路”等道德補償替代肉刑，這一傳統延續至明清；南陽內鄉縣衙懸掛“天理國法人情”橫匾，要求官員審案須順天理、遵國法、合人情。
息訟調解的多元解紛智慧
河南地區的息訟調解智慧以“禮法合治、情理交融”為核心，構建了多主體協同、多層次制度保障的創新性解紛體系。這種智慧既體現了對“無訟”理想的追求，又通過靈活的策略與制度設計實現社會矛盾的實質性化解。
多元共治的調解協同機制。河南形成了官方與民間調解相互配合的機制，涵蓋宗族、里甲與循吏等主體。比如，元代河南推行“社長調解”，《通制條格》規定田宅、婚姻等糾紛由社長“以理喻解”，成為基層調解法律化的早期形態。明清時期，“申明亭”制度在河南廣泛實施，通過公示惡行、調解糾紛實現調解息訟。雍正年間，河南通過宗族介入案件，以道德訓誡替代死刑，成功化解了“以下犯上”的倫理危機。
調解制度的創新與實踐。該方法主要體現在通過教化、拖延等方式讓百姓息訟罷訪。其中，教化包括感化教育、空間符號的潛移默化等。例如，南陽內鄉縣衙以漆黑大門、獸首門環營造司法威嚴，又以“琴治堂”象征道德感化，形成“威德并濟”的空間治理語言。蘇東坡“畫扇償債”的智慧與河南司法文化中通過解決經濟根源問題徹底消除糾紛的方法不謀而合，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
以民為本的人文關懷精神
河南法律傳統貫穿深厚的人文關懷，其核心是以民為本，融合儒、道、法多家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人本法律文化。
社會治理中的民本表達。河南社會治理中的民本表達主要體現在德法共治的治理模式、生態治理的民生關懷，以及經濟領域的契約精神等。比如，蘇軾在河南任職期間倡導“以民為本、因法便民”，其在處理政務和司法案件時，始終將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注重法律的公平公正，同時也考慮法律實施是否能夠真正惠及百姓。另外，中原治水文化也蘊含深刻的人文精神。比如，賈魯河治理工程中“以工代賑”的實踐，既解決水患又保障了災民生計。明清晉豫商幫制定的行會規約，將誠信義務轉化為行業規范，成為近代商法本土化的重要源頭。
各家學派中的民本思想。發軔于河南地區的儒家思想，是民本思想的核心支柱。孔子提出的“仁者愛人”理念，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倫理準則，成為中原地區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基礎。道家思想強調“道法自然”，主張順應人性與自然規律。莊子提出的“逍遙游”理念，倡導尊重個體生命自由，反對過度干預。此外，洛陽地區出土的漢代畫像磚中常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場景，反映了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韓非子雖強調嚴刑峻法，但其思想內核仍具人本色彩，特別是商鞅變法中“制民之產”的政策，旨在通過土地分配保障民生。
公平正義的司法理念追求
河南傳統法律文化始終將公平正義作為核心價值追求。這一理念融入了司法實踐與思想觀念。
公平正義的司法實踐。河南歷史上涌現眾多秉公執法的官員，塑造了鮮明的法官文化與衙署文化。例如，漢代南陽廷尉張釋之，以公正執法著稱，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斷案事跡體現了古代司法官對公正司法的追求。又如，河南以包拯為符號的“清官文化”，塑造了司法公正的民間認同，以其鐵面無私、執法公正、不畏權貴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公正司法的典范。包拯任開封府尹期間，創立“牌司”分案制度，允許民眾直接申訴，其“清心為治本”的廉政理念通過戲曲文學廣為傳播，成為民間的正義符號。
公平正義的思想觀念。河南思想文化蘊含豐富的公正觀念，比如儒家的仁政學說、法家的“刑無等級”原則，以及道家的“天道均平”思想等。孔子周游列國時在衛（今河南濮陽）、宋（今河南商丘）等地傳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孟子在梁（今河南開封）提出“民為貴”的民本主張。東漢洛陽太學成為經學中心，鄭玄等學者注疏經典時強化了“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出身衛國（今河南濮陽）的商鞅，雖在秦國變法，但其“法不阿貴”的思想卻源于中原法制傳統。
作為中華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傳統法律文化不僅在歷史上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治理智慧，也為當代法治建設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法律文化資源。這些文化融合天理、國法、人情的思想理念，以及多元協同、情理兼顧的實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深入挖掘河南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有益成分，有助于堅定文化自信、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歷史智慧和河南經驗。
（作者單位：中共焦作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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