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抗日女烈士王健
□毛成身
□毛成身
更新時間：2025/8/29 9:20:37 來源：焦作晚報
經典山陽
1986年10月出版的《修武縣志》人物傳記篇，記載有16歲革命烈士王健的感人事跡。說起這篇傳記的來歷，有許多故事。
大海撈針 一籌莫展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修武縣志辦公室工作。初秋的一天，一位姓常的白發老同志，手持蓋著“新華社社史編纂辦公室”印章的介紹信來到辦公室，想調查修武籍女烈士王健在家鄉的事跡。
我連忙取出修武縣革命烈士登記簿，反復翻閱著，查到最后，還是沒有王健的名字。
老常說：“1942年5月，日本鬼子對抗日根據地大掃蕩，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就是那時犧牲的，同時犧牲的同志都會按籍貫通知當地政府。那時候根據地的條件很艱苦，紙張、墨水粗劣，保存條件又差，我來時專門調閱她的履歷表，早已模糊一片，只勉強辨認出她的姓名、年齡及修武幾個字。王健同志12歲參加革命，16歲犧牲，咱們總得給她家人一個交代呀！”
我被王健的事跡深深感動，查清烈士身份，也是史志工作者應盡的職責。王姓是修武縣大姓，少說也有四五千戶，遂下決心逢“王”必查！
把老常同志安置在招待所后，我回機關給各鄉縣志資料征集員一一打電話，請他們把各村姓王的普查一遍，但愿能找到有用的線索。
老常同志一天兩次到縣志辦公室打聽消息，三四天過去了，還是沒有線索，我倆都一籌莫展。
閑話姓氏 巧遇機緣
一天下午，老常同志又來縣志辦公室打探消息，我聊起修武的稀缺姓氏：“修武有一單門獨戶的人家，出了一位清末留學日本、跟隨孫中山鬧革命的同盟會員南玉笙。”
老常一聽，像觸了電似地站起來，說：“這可有點碰巧了。我記得王健同志剛到根據地時曾說過她母親姓南，我們一群紅小鬼都笑著說中國哪有這個姓，難不成不是爹媽親生的，是從南方抱來的小丫頭，還給她取個綽號‘南方小公主’。這王家是不是跟南家沾點親戚？”
我也恍然大悟，說：“很有可能。南家就住在小梁莊，離這只1公里，咱去問問。”說著，我們二人就向小梁莊快步走去。
到了南家，接待我們的是南玉笙的孫子南福堂。我問：“你們南家有沒有姓王的親戚？”他也挺干脆：“有呀，我姑父就叫王廷梧。”“哪村的？”“山里頭，孫窯村。”老常迫不及待地問：“王家還有人嗎？”福堂說：“有，我大表姐福英還在修武。”“能請她見見面嗎？”“咋不能！”老常興奮地說：“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處尋，閑話姓氏得機緣！”
“假小子” 矢志報國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常來到南家，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向我們講述她的家庭情況：
孫窯村是個窮山溝，我爺爺是個老秀才。我爸爸學名王廷梧，我爺爺一直供他上學。大學畢業后，我爺爺原想讓我爸爸教書，不知怎么陰錯陽差，我爸爸被委任當上新安縣縣長。我媽媽學名瑞卿，是姥爺的掌上明珠。姥爺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當時縣里還沒有女子小學堂，姥爺就在家中教母親識字念書。姥爺把女兒嫁到王家，是相中了爸爸的才氣。
我媽媽知書識禮，給我取名梅英。1926年農歷正月十九日，我的小妹出生了。媽媽本不喜歡用花花草草給女孩子取名，看到院子里綻放的紅梅，便取名“梅蓉”。不幸的是，前一年爸爸在任上中流彈身故，妹妹是個遺腹子。
我們村小人少，小學只有三年級，梅蓉該上四年級了，姥爺就把她接到縣城，進女子小學堂繼續上學。老師見她成績優秀，就讓她跳過四年級，直接讀五年級。梅蓉當時只有十來歲，可個頭、身板卻比同歲的小女孩壯實得多。她愛好體育、文娛活動，多次參加比賽得獎，性格開朗豪爽，好打抱不平，同學們都稱她“假小子”。
盧溝橋事變后，梅蓉參加學校的抗日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募捐，禁賣日貨。她還帶領同學砸了一家偷賣日貨的雜貨鋪。日本鬼子侵占修武縣城，女子小學被解散，梅蓉又回到孫窯村。共產黨領導的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來到修武山區，發動群眾抗日救國。我和妹妹都參加了抗日宣傳隊，梅蓉是宣傳隊里年紀最小卻最活躍的積極分子，經常和同伴一起爬山越嶺，通過唱抗日歌曲、表演、貼標語、發傳單等形式，號召中國人不當亡國奴。在宣傳隊的宣傳下，有些年輕人報名參軍，有的出錢捐物，支援抗日。
一天，媽媽聽說宣傳隊要隨游擊司令部轉移，就帶著一些防寒衣物和吃食到黑巖村瞧我們姐妹倆。小妹跑進屋，一頭扎進母親的懷里說：“媽媽，我改名啦，王健，健康的健。我不愿當亡國奴，不打敗日本鬼子決不回來見你！”媽媽笑著說：“還是俺閨女有志氣，看來王家要出個王木蘭哩！”從此，母女分離，天各一方。我被首長安排留下照顧媽媽。我們等呀盼呀，直到日本投降，還是打聽不到小妹的消息。媽媽臨終時還交代我：“哪一天你小妹回來了，叫她到我墳頭上燒柱香。”說著，這位老太太就掩面哭泣起來。
聽到這里，我們也感動得唏噓落淚。
抗擊日寇 壯烈犧牲
老常同志向大家講述了王健同志參加革命工作后的英勇事跡。
1938年夏天，12歲的王健跟隨部隊轉移到山西省武鄉縣，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次年春天，她到長治魯藝訓練班學習，冬天又在武鄉縣的“抗大”學習三個月，結業后被分配到衛生隊工作。她經常冒著槍林彈雨，到前線搶救照料傷員。1940年冬天，她被調到華北新華日報社電務科工作。當時，原修武縣抗日民主政府糧秣科科長韓秩吾也在報社，擔任材料科科長。報社要經常行軍轉移，環境艱苦，生活困難。王健雖然只有14歲，卻性格堅強，除了和大家一樣背著行李行軍、堅持工作外，還主動幫助同事、照料病號。1941年春夏間，她的腿上生了瘡，腫得厲害，行動困難，硬是婉言謝絕同事照料，堅持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嶺，跋涉行軍。
王健忠于職守，熱愛本職工作。她到報社電務科工作后，開始學習譯電，經常把電碼本帶在身上，隨時隨地都在背電碼，很快就熟悉了譯電業務。后來，她又學習抄收電報，總是及時、出色地完成黨交給她的任務。華北戰場的許多新聞稿，都是她一手譯發延安新華日報總社的。
1942年5月下旬，日寇對我太行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大掃蕩，華北新華日報社機關人員也都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為了縮小目標，減少犧牲，報社人員化整為零，分散突圍。王健和報社一部分同志，來到一個叫莊子嶺的小山村。
莊子嶺隱蔽有許多八路軍傷員和干部，幾天后，報社總會計黃君玨擔心，在村子附近萬一被發現，就會連累大家。她和報社女醫生韓巖、機要員王健一商量，決定另換地方。趁著夜晚，她們三個人跑到莊子對面的陽坡，攀上峭壁，隱藏在一個小巖洞里。
6月2日，日寇來到莊子嶺，四處搜索。下午，王健出洞觀察敵情，不慎被搜山的敵人發現。日寇包圍山洞，黃君玨挺身而出，用手槍接連打死打傷三個敵人。子彈打光后，她縱身一躍跳下懸崖。殘暴的日寇朝她射擊，黃君玨壯烈犧牲。王健和韓巖不愿投降，敵人就在洞口架起柴火，用煙火熏，并向洞里不停射擊。兩人被迫出洞，遭日寇槍擊，光榮獻身。
當天下午，我趕寫出王健同志的傳記，連夜打印出來，交給老常同志帶回北京。
1985年，老常同志來信說：“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在左權縣麻田鎮清漳河畔落成，碑身上刻有楊尚昆、陸定一同志的題詞。修武籍烈士王健、韓秩吾的英名被鐫刻在碑身上。麻田鎮八路軍總部紀念館新聞烈士廳里，陳列有介紹王健和韓秩吾英雄事跡的文字資料。”
有了老常同志的介紹，縣志編纂委員會對王健烈士英勇事跡才有了全面了解。
幾年前，曾有一部描述1942年太行山根據地反掃蕩的電視劇，其中就有這么一個鏡頭：黃君玨高喊著：“王健、韓醫生，隨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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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撈針 一籌莫展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修武縣志辦公室工作。初秋的一天，一位姓常的白發老同志，手持蓋著“新華社社史編纂辦公室”印章的介紹信來到辦公室，想調查修武籍女烈士王健在家鄉的事跡。
我連忙取出修武縣革命烈士登記簿，反復翻閱著，查到最后，還是沒有王健的名字。
老常說：“1942年5月，日本鬼子對抗日根據地大掃蕩，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就是那時犧牲的，同時犧牲的同志都會按籍貫通知當地政府。那時候根據地的條件很艱苦，紙張、墨水粗劣，保存條件又差，我來時專門調閱她的履歷表，早已模糊一片，只勉強辨認出她的姓名、年齡及修武幾個字。王健同志12歲參加革命，16歲犧牲，咱們總得給她家人一個交代呀！”
我被王健的事跡深深感動，查清烈士身份，也是史志工作者應盡的職責。王姓是修武縣大姓，少說也有四五千戶，遂下決心逢“王”必查！
把老常同志安置在招待所后，我回機關給各鄉縣志資料征集員一一打電話，請他們把各村姓王的普查一遍，但愿能找到有用的線索。
老常同志一天兩次到縣志辦公室打聽消息，三四天過去了，還是沒有線索，我倆都一籌莫展。
閑話姓氏 巧遇機緣
一天下午，老常同志又來縣志辦公室打探消息，我聊起修武的稀缺姓氏：“修武有一單門獨戶的人家，出了一位清末留學日本、跟隨孫中山鬧革命的同盟會員南玉笙。”
老常一聽，像觸了電似地站起來，說：“這可有點碰巧了。我記得王健同志剛到根據地時曾說過她母親姓南，我們一群紅小鬼都笑著說中國哪有這個姓，難不成不是爹媽親生的，是從南方抱來的小丫頭，還給她取個綽號‘南方小公主’。這王家是不是跟南家沾點親戚？”
我也恍然大悟，說：“很有可能。南家就住在小梁莊，離這只1公里，咱去問問。”說著，我們二人就向小梁莊快步走去。
到了南家，接待我們的是南玉笙的孫子南福堂。我問：“你們南家有沒有姓王的親戚？”他也挺干脆：“有呀，我姑父就叫王廷梧。”“哪村的？”“山里頭，孫窯村。”老常迫不及待地問：“王家還有人嗎？”福堂說：“有，我大表姐福英還在修武。”“能請她見見面嗎？”“咋不能！”老常興奮地說：“這才是踏破鐵鞋無處尋，閑話姓氏得機緣！”
“假小子” 矢志報國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常來到南家，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向我們講述她的家庭情況：
孫窯村是個窮山溝，我爺爺是個老秀才。我爸爸學名王廷梧，我爺爺一直供他上學。大學畢業后，我爺爺原想讓我爸爸教書，不知怎么陰錯陽差，我爸爸被委任當上新安縣縣長。我媽媽學名瑞卿，是姥爺的掌上明珠。姥爺是追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當時縣里還沒有女子小學堂，姥爺就在家中教母親識字念書。姥爺把女兒嫁到王家，是相中了爸爸的才氣。
我媽媽知書識禮，給我取名梅英。1926年農歷正月十九日，我的小妹出生了。媽媽本不喜歡用花花草草給女孩子取名，看到院子里綻放的紅梅，便取名“梅蓉”。不幸的是，前一年爸爸在任上中流彈身故，妹妹是個遺腹子。
我們村小人少，小學只有三年級，梅蓉該上四年級了，姥爺就把她接到縣城，進女子小學堂繼續上學。老師見她成績優秀，就讓她跳過四年級，直接讀五年級。梅蓉當時只有十來歲，可個頭、身板卻比同歲的小女孩壯實得多。她愛好體育、文娛活動，多次參加比賽得獎，性格開朗豪爽，好打抱不平，同學們都稱她“假小子”。
盧溝橋事變后，梅蓉參加學校的抗日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募捐，禁賣日貨。她還帶領同學砸了一家偷賣日貨的雜貨鋪。日本鬼子侵占修武縣城，女子小學被解散，梅蓉又回到孫窯村。共產黨領導的太行南區游擊司令部來到修武山區，發動群眾抗日救國。我和妹妹都參加了抗日宣傳隊，梅蓉是宣傳隊里年紀最小卻最活躍的積極分子，經常和同伴一起爬山越嶺，通過唱抗日歌曲、表演、貼標語、發傳單等形式，號召中國人不當亡國奴。在宣傳隊的宣傳下，有些年輕人報名參軍，有的出錢捐物，支援抗日。
一天，媽媽聽說宣傳隊要隨游擊司令部轉移，就帶著一些防寒衣物和吃食到黑巖村瞧我們姐妹倆。小妹跑進屋，一頭扎進母親的懷里說：“媽媽，我改名啦，王健，健康的健。我不愿當亡國奴，不打敗日本鬼子決不回來見你！”媽媽笑著說：“還是俺閨女有志氣，看來王家要出個王木蘭哩！”從此，母女分離，天各一方。我被首長安排留下照顧媽媽。我們等呀盼呀，直到日本投降，還是打聽不到小妹的消息。媽媽臨終時還交代我：“哪一天你小妹回來了，叫她到我墳頭上燒柱香。”說著，這位老太太就掩面哭泣起來。
聽到這里，我們也感動得唏噓落淚。
抗擊日寇 壯烈犧牲
老常同志向大家講述了王健同志參加革命工作后的英勇事跡。
1938年夏天，12歲的王健跟隨部隊轉移到山西省武鄉縣，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次年春天，她到長治魯藝訓練班學習，冬天又在武鄉縣的“抗大”學習三個月，結業后被分配到衛生隊工作。她經常冒著槍林彈雨，到前線搶救照料傷員。1940年冬天，她被調到華北新華日報社電務科工作。當時，原修武縣抗日民主政府糧秣科科長韓秩吾也在報社，擔任材料科科長。報社要經常行軍轉移，環境艱苦，生活困難。王健雖然只有14歲，卻性格堅強，除了和大家一樣背著行李行軍、堅持工作外，還主動幫助同事、照料病號。1941年春夏間，她的腿上生了瘡，腫得厲害，行動困難，硬是婉言謝絕同事照料，堅持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嶺，跋涉行軍。
王健忠于職守，熱愛本職工作。她到報社電務科工作后，開始學習譯電，經常把電碼本帶在身上，隨時隨地都在背電碼，很快就熟悉了譯電業務。后來，她又學習抄收電報，總是及時、出色地完成黨交給她的任務。華北戰場的許多新聞稿，都是她一手譯發延安新華日報總社的。
1942年5月下旬，日寇對我太行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大掃蕩，華北新華日報社機關人員也都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為了縮小目標，減少犧牲，報社人員化整為零，分散突圍。王健和報社一部分同志，來到一個叫莊子嶺的小山村。
莊子嶺隱蔽有許多八路軍傷員和干部，幾天后，報社總會計黃君玨擔心，在村子附近萬一被發現，就會連累大家。她和報社女醫生韓巖、機要員王健一商量，決定另換地方。趁著夜晚，她們三個人跑到莊子對面的陽坡，攀上峭壁，隱藏在一個小巖洞里。
6月2日，日寇來到莊子嶺，四處搜索。下午，王健出洞觀察敵情，不慎被搜山的敵人發現。日寇包圍山洞，黃君玨挺身而出，用手槍接連打死打傷三個敵人。子彈打光后，她縱身一躍跳下懸崖。殘暴的日寇朝她射擊，黃君玨壯烈犧牲。王健和韓巖不愿投降，敵人就在洞口架起柴火，用煙火熏，并向洞里不停射擊。兩人被迫出洞，遭日寇槍擊，光榮獻身。
當天下午，我趕寫出王健同志的傳記，連夜打印出來，交給老常同志帶回北京。
1985年，老常同志來信說：“太行新聞烈士紀念碑，在左權縣麻田鎮清漳河畔落成，碑身上刻有楊尚昆、陸定一同志的題詞。修武籍烈士王健、韓秩吾的英名被鐫刻在碑身上。麻田鎮八路軍總部紀念館新聞烈士廳里，陳列有介紹王健和韓秩吾英雄事跡的文字資料。”
有了老常同志的介紹，縣志編纂委員會對王健烈士英勇事跡才有了全面了解。
幾年前，曾有一部描述1942年太行山根據地反掃蕩的電視劇，其中就有這么一個鏡頭：黃君玨高喊著：“王健、韓醫生，隨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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