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關鍵的歷史啟示
更新時間：2025/9/8 10:43:26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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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以深邃歷史眼光、宏大國際視野和未來戰略思考，深刻闡述了這場戰爭勝利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承載過去，也啟迪未來。新時代新征程，全國各族人民要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深刻認識和把握這個重大問題，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堅持好黨的領導，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最早宣傳者、動員者、組織者、抗擊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九一八事變前，面對日本軍隊的挑釁，蔣介石電告東北軍：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事變發生后，國民黨政府竟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因此，在日軍的突然襲擊下，東北軍除少數部隊外均不戰而退，大片國土很快淪喪。在這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承擔起抗日民族先鋒的重任，義無反顧地走在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列。
最早舉起武裝抗日的旗幟，吹響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聲號角。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第五天，又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第八天即9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以朱德、毛澤東、賀龍、彭德懷等名義，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此后，中共中央又連續發表宣言。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這比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政府正式對日宣戰要早9年。這些宣言、決議等，深刻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把中國變為其殖民地的野心，嚴厲譴責了國民黨政府賣國、辱國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來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張，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鮮明立場，宣示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和絕不屈服的堅定決心。
率先開展抗日行動，直接領導了東北地區抗日游擊戰爭。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義勇軍中積極開展工作，直接組織抗日武裝，創建了10多支抗日游擊隊。1936年組建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同日、偽軍進行了數千次的戰斗，粉碎敵人多次“討伐”，有力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激發和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愛國熱情。
堅決支持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中國共產黨先后支持淞滬抗戰、長城抗戰，支持和幫助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并于1935年12月掀起震動全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鼓勵和組織知識青年到廣大工農群眾中宣傳抗日，支持救國會“七君子”的抗日愛國活動和綏遠抗戰，對推動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興起、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發揮了積極作用和重大影響。
二、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組織者、鞏固者、維護者，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堅強政治領導核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面對中日兩國極為懸殊的力量對比，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靠什么？靠毛澤東同志所強調的“中國人民的大聯合”，也就是要建立起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是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積極組織者、堅定鞏固者、堅定維護者。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成為引領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光輝旗幟。
積極倡導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3年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東北盡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聚集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八一宣言”，鮮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捐棄前嫌，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扭轉了中國時局，為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創造了必要前提。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和推動下，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包括中國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華人在內的全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全民族全面抗戰的局面開始形成。中國共產黨在積極倡導和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日本中國事務評論家藤枝丈夫在1938年出版的書中就曾點評到這一點。其中講到：“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推動全國抗日運動的主要力量。”“作為實際的地下指導力量，中國共產黨雖長期隱于社會暗處，未受到新聞記者與國際輿論的足夠關注，但他們卻是這場運動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在江西蘇區被攻陷、被迫退出華中與華南、退至西北邊陲之后，人們一度認為中共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優勢，但事實證明，它依然是抗日運動的核心。”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
堅決維護和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本對中國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手段，英美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再加上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的敵視和畏懼，團結抗戰幾度出現形勢逆轉的不利局面。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政治主張，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堅持“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尤其在皖南事變發生后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以抗戰大局為重，在自衛和反擊的同時，維護團結抗戰局面，使國共合作始終沒有破裂，有效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最終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障。
三、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并提出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是抗日戰爭正確戰略戰術的提出者、指導者、引領者、踐行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中國要怎樣抗戰？抗戰將經歷一個什么樣的過程？中國最后能不能勝利？這是全面抗戰開始后人們普遍關心而又一時看不清的問題。如果對這些問題不能給予科學的回答，就無法正確指導這場戰爭。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準確把握抗日戰爭的規律，提出并堅持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正確指導和科學指引。
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從全面抗戰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號召全國人民實行總動員，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把中國民眾組織起來，“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為了把分散的民眾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婦女救國會等抗日救亡組織。同時按照工作性質，組織了救護隊、擔架隊、宣傳隊、偵察隊、戰地服務團等，真正實現了全民動員、全民皆兵、全民參戰。1944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在延安和晉綏抗日根據地進行了6個月的采訪后，寫出一本《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書中這樣寫道：“凡見到過八路軍的都不會懷疑他們，他們所以能以繳獲的武器或簡陋的武器堅持作戰，就是因為他們與人民站在一起。”
實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1935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提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的觀點。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明確提出通過持久戰取得勝利的方針。全面抗戰爆發后，為駁斥社會上喧囂一時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觀點，毛澤東同志于1938年5月撰寫了《論持久戰》，深入分析國內外形勢，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明確指出持久戰是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最后勝利是中國的。毛澤東同志科學預見到，持久的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認為戰略相持階段是持久抗戰轉到最后勝利的“樞紐”。這一科學預見，在抗戰中得到完全證實。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不僅從思想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軍民，而且在國民黨高層引起很大震動，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國民黨一些政要都曾仔細閱讀過《論持久戰》，深為贊賞，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論持久戰》分析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預見性和說服力，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
實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為了實現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毛澤東同志首次將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與正面戰場常規作戰的一次次戰役不同，敵后游擊戰的重點是面而不是點，是持續而不是階段，是整體而不是個別，是戰略而不是戰役，實質上是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戰斗戰役持續不斷的一場特殊戰略大會戰。在極為艱苦的反“掃蕩”、反“清鄉”斗爭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靈活多樣的殲敵方法，如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使日軍猶如困獸，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曾在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任參謀的日軍將領冢本政登說：“中共八路軍對日本軍進行的戰爭，是一場任何條令都未寫過也未體驗過的特殊戰爭。”實踐證明，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是人民軍隊發揮政治優勢和軍事優勢最好的作戰形式，是堅持持久抗戰、最終徹底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正確的政治軍事方針。
四、中國共產黨開辟的廣大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抗日戰爭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為奪取抗戰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由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敵后戰場所構成。在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協力合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葉劍英同志曾指出：“中國抗戰，一開始就分為正面和敵后兩大戰場，而自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后，敵后戰場就在實際上成了中國的主要戰場。”縱觀抗日戰爭的全過程，正面戰場在一段歷史時期，特別是在戰略防御階段起著主戰場的作用。當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逐漸成為主戰場。在開辟敵后戰場、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為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戰略防御階段的重要力量。抗戰初期，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一系列會戰。八路軍、新四軍分別參加了各戰區防御作戰。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取得平型關大捷，殲敵1000余人，打破了日軍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同時，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不僅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而且構成了對日軍后方的致命威脅，迫使日軍長期分散兵力進行兩面作戰，從而為推動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實現持久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略相持階段的主要力量。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普遍展開，敵后戰場逐漸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逐漸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主力。從1938年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1938年近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1940年8月至翌年1月，在抗戰局面非常困難的時期，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對華北日、偽軍開展大規模進攻；至1940年12月初，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日軍281人、偽軍1.8萬余人，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的強大威力。
戰略反攻階段的決勝力量。1943年以后，敵后戰場開始扭轉困難局面、展開局部反攻，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收復了大量失地，成為全面反攻的戰略基地，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即解放區已有19塊，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抗日民主根據地不僅支撐了抗戰，而且給中國社會指出了新的方向，使人們感受到中國正在走向光明的未來。這同國民黨統治區政治專制、吏治腐敗、經濟蕭條的局面形成鮮明對照。正如毛澤東同志1944年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不亡，是由于有了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主要地由我們支持了抗戰局面。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抗戰形勢。”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滿懷豪情地強調，“我們的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堅持和發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起到了改變整個戰局的戰略引領作用。
五、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鑄就的偉大抗戰精神，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中國人民的抗戰史是一部對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史，更是一部偉大抗戰精神的鍛造史。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站在抗日戰爭最前線，以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實際行動，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戰、勇往直前，同人民一起鑄就了偉大抗戰精神，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凝聚了強大精神力量。
中國共產黨人發揮了先鋒模范和示范帶動作用。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地表現于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在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斗爭中，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形勢多么險惡、戰爭多么殘酷，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勇敢戰斗在最前線，“誓與山河共存亡”，以血肉之軀筑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鋼鐵長城，挺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保持和維護了中華民族的血性和尊嚴。八路軍的“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的“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等共產黨領導下的英雄群體，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左權、彭雪楓等為代表的眾多優秀共產黨人，為抗戰勝利流盡最后一滴血。白山黑水，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中國共產黨人同人民戰斗在一起，鮮血流在一起，奏響了氣壯山河的英雄凱歌。在追憶八路軍擊潰日軍的黃土嶺之戰時，作家魏巍曾寫道：“在戰場上看得很清楚，這是兩種精神在較量：一種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種是老紅軍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誰更頑強，誰壓倒誰。”
中國共產黨喚起了民族的覺醒，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和帶動下，為民族而戰、為國家而戰，成為響徹華夏大地的最強音，埋藏在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愛國情懷重新涌動激蕩，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強的意識和信念空前高漲。廣大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出現了“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的生動局面。國民黨將領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以身殉國，國民黨軍“八百壯士”頑強戰斗到最后一刻。中華兒女“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抱定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決心，抱定了不畏強暴、堅持抗戰到底的信念，匯聚起氣勢磅礴的偉力，譜寫出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年了。80年前的戰爭硝煙早已散去，但歷史不能忘記。今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牢記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歷史啟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新時代新征程是充滿光榮和夢想的遠征，前進道路上必定會有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我們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同心同德、砥礪前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斗。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
《 人民日報 》（ 2025年09月08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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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最早宣傳者、動員者、組織者、抗擊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間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九一八事變前，面對日本軍隊的挑釁，蔣介石電告東北軍：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事變發生后，國民黨政府竟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因此，在日軍的突然襲擊下，東北軍除少數部隊外均不戰而退，大片國土很快淪喪。在這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承擔起抗日民族先鋒的重任，義無反顧地走在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最前列。
最早舉起武裝抗日的旗幟，吹響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聲號角。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第五天，又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第八天即9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以朱德、毛澤東、賀龍、彭德懷等名義，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此后，中共中央又連續發表宣言。1932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這比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政府正式對日宣戰要早9年。這些宣言、決議等，深刻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把中國變為其殖民地的野心，嚴厲譴責了國民黨政府賣國、辱國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以“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來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張，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鮮明立場，宣示了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和絕不屈服的堅定決心。
率先開展抗日行動，直接領導了東北地區抗日游擊戰爭。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義勇軍中積極開展工作，直接組織抗日武裝，創建了10多支抗日游擊隊。1936年組建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同日、偽軍進行了數千次的戰斗，粉碎敵人多次“討伐”，有力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治，激發和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愛國熱情。
堅決支持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中國共產黨先后支持淞滬抗戰、長城抗戰，支持和幫助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組織北上抗日先遣隊，并于1935年12月掀起震動全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鼓勵和組織知識青年到廣大工農群眾中宣傳抗日，支持救國會“七君子”的抗日愛國活動和綏遠抗戰，對推動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興起、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發揮了積極作用和重大影響。
二、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組織者、鞏固者、維護者，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堅強政治領導核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決維護、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獨立自主、團結抗戰，維護了團結抗戰大局。”面對中日兩國極為懸殊的力量對比，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靠什么？靠毛澤東同志所強調的“中國人民的大聯合”，也就是要建立起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是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倡導者、積極組織者、堅定鞏固者、堅定維護者。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成為引領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光輝旗幟。
積極倡導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3年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在東北盡可能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聚集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八一宣言”，鮮明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捐棄前嫌，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扭轉了中國時局，為全民族抗戰的到來創造了必要前提。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和推動下，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包括中國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華人在內的全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全民族全面抗戰的局面開始形成。中國共產黨在積極倡導和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日本中國事務評論家藤枝丈夫在1938年出版的書中就曾點評到這一點。其中講到：“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推動全國抗日運動的主要力量。”“作為實際的地下指導力量，中國共產黨雖長期隱于社會暗處，未受到新聞記者與國際輿論的足夠關注，但他們卻是這場運動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在江西蘇區被攻陷、被迫退出華中與華南、退至西北邊陲之后，人們一度認為中共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優勢，但事實證明，它依然是抗日運動的核心。”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陜甘寧邊區真心實意地出來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那就無人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人領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那就無從實行抗日。”
堅決維護和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本對中國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手段，英美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再加上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壯大的敵視和畏懼，團結抗戰幾度出現形勢逆轉的不利局面。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政治主張，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堅持“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起的三次反共高潮。尤其在皖南事變發生后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以抗戰大局為重，在自衛和反擊的同時，維護團結抗戰局面，使國共合作始終沒有破裂，有效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最終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障。
三、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并提出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是抗日戰爭正確戰略戰術的提出者、指導者、引領者、踐行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中國要怎樣抗戰？抗戰將經歷一個什么樣的過程？中國最后能不能勝利？這是全面抗戰開始后人們普遍關心而又一時看不清的問題。如果對這些問題不能給予科學的回答，就無法正確指導這場戰爭。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準確把握抗日戰爭的規律，提出并堅持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正確指導和科學指引。
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從全面抗戰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號召全國人民實行總動員，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把中國民眾組織起來，“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為了把分散的民眾組織起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婦女救國會等抗日救亡組織。同時按照工作性質，組織了救護隊、擔架隊、宣傳隊、偵察隊、戰地服務團等，真正實現了全民動員、全民皆兵、全民參戰。1944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在延安和晉綏抗日根據地進行了6個月的采訪后，寫出一本《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書中這樣寫道：“凡見到過八路軍的都不會懷疑他們，他們所以能以繳獲的武器或簡陋的武器堅持作戰，就是因為他們與人民站在一起。”
實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1935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提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的觀點。1936年7月，他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明確提出通過持久戰取得勝利的方針。全面抗戰爆發后，為駁斥社會上喧囂一時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觀點，毛澤東同志于1938年5月撰寫了《論持久戰》，深入分析國內外形勢，系統總結歷史經驗，明確指出持久戰是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最后勝利是中國的。毛澤東同志科學預見到，持久的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認為戰略相持階段是持久抗戰轉到最后勝利的“樞紐”。這一科學預見，在抗戰中得到完全證實。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不僅從思想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軍民，而且在國民黨高層引起很大震動，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國民黨一些政要都曾仔細閱讀過《論持久戰》，深為贊賞，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論持久戰》分析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預見性和說服力，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
實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為了實現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毛澤東同志首次將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與正面戰場常規作戰的一次次戰役不同，敵后游擊戰的重點是面而不是點，是持續而不是階段，是整體而不是個別，是戰略而不是戰役，實質上是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戰斗戰役持續不斷的一場特殊戰略大會戰。在極為艱苦的反“掃蕩”、反“清鄉”斗爭中，敵后軍民創造了很多極為有效、靈活多樣的殲敵方法，如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使日軍猶如困獸，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曾在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任參謀的日軍將領冢本政登說：“中共八路軍對日本軍進行的戰爭，是一場任何條令都未寫過也未體驗過的特殊戰爭。”實踐證明，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是人民軍隊發揮政治優勢和軍事優勢最好的作戰形式，是堅持持久抗戰、最終徹底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正確的政治軍事方針。
四、中國共產黨開辟的廣大敵后戰場逐步上升為抗日戰爭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為奪取抗戰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后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由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敵后戰場所構成。在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協力合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葉劍英同志曾指出：“中國抗戰，一開始就分為正面和敵后兩大戰場，而自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后，敵后戰場就在實際上成了中國的主要戰場。”縱觀抗日戰爭的全過程，正面戰場在一段歷史時期，特別是在戰略防御階段起著主戰場的作用。當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敵后戰場逐漸成為主戰場。在開辟敵后戰場、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為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戰略防御階段的重要力量。抗戰初期，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一系列會戰。八路軍、新四軍分別參加了各戰區防御作戰。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取得平型關大捷，殲敵1000余人，打破了日軍所謂“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同時，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不僅有力配合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而且構成了對日軍后方的致命威脅，迫使日軍長期分散兵力進行兩面作戰，從而為推動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相持階段、實現持久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戰略相持階段的主要力量。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普遍展開，敵后戰場逐漸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逐漸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主力。從1938年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侵華日軍的比例是：1938年近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1940年8月至翌年1月，在抗戰局面非常困難的時期，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對華北日、偽軍開展大規模進攻；至1940年12月初，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日軍281人、偽軍1.8萬余人，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的強大威力。
戰略反攻階段的決勝力量。1943年以后，敵后戰場開始扭轉困難局面、展開局部反攻，逐步實現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收復了大量失地，成為全面反攻的戰略基地，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重大貢獻。到抗日戰爭結束時，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即解放區已有19塊，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抗日民主根據地不僅支撐了抗戰，而且給中國社會指出了新的方向，使人們感受到中國正在走向光明的未來。這同國民黨統治區政治專制、吏治腐敗、經濟蕭條的局面形成鮮明對照。正如毛澤東同志1944年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不亡，是由于有了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主要地由我們支持了抗戰局面。這就是今天中國的抗戰形勢。”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滿懷豪情地強調，“我們的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堅持和發展，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起到了改變整個戰局的戰略引領作用。
五、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鑄就的偉大抗戰精神，為奪取抗戰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孕育出偉大抗戰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中國人民的抗戰史是一部對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史，更是一部偉大抗戰精神的鍛造史。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站在抗日戰爭最前線，以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實際行動，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戰、勇往直前，同人民一起鑄就了偉大抗戰精神，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凝聚了強大精神力量。
中國共產黨人發揮了先鋒模范和示范帶動作用。1938年10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共產黨員應在民族戰爭中表現其高度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應使之具體地表現于各方面，即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模范的作用。”在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斗爭中，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形勢多么險惡、戰爭多么殘酷，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勇敢戰斗在最前線，“誓與山河共存亡”，以血肉之軀筑起拯救民族危亡的鋼鐵長城，挺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保持和維護了中華民族的血性和尊嚴。八路軍的“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的“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等共產黨領導下的英雄群體，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左權、彭雪楓等為代表的眾多優秀共產黨人，為抗戰勝利流盡最后一滴血。白山黑水，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中國共產黨人同人民戰斗在一起，鮮血流在一起，奏響了氣壯山河的英雄凱歌。在追憶八路軍擊潰日軍的黃土嶺之戰時，作家魏巍曾寫道：“在戰場上看得很清楚，這是兩種精神在較量：一種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種是老紅軍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誰更頑強，誰壓倒誰。”
中國共產黨喚起了民族的覺醒，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和帶動下，為民族而戰、為國家而戰，成為響徹華夏大地的最強音，埋藏在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愛國情懷重新涌動激蕩，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強的意識和信念空前高漲。廣大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出現了“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的生動局面。國民黨將領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以身殉國，國民黨軍“八百壯士”頑強戰斗到最后一刻。中華兒女“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抱定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決心，抱定了不畏強暴、堅持抗戰到底的信念，匯聚起氣勢磅礴的偉力，譜寫出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年了。80年前的戰爭硝煙早已散去，但歷史不能忘記。今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牢記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歷史啟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新時代新征程是充滿光榮和夢想的遠征，前進道路上必定會有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我們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同心同德、砥礪前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斗。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
《 人民日報 》（ 2025年09月08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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